西工大附中校长王永智、李晔“报复”投诉学生

由于城市治理水平长期低下，西安市登上全国舆论场的新闻，大多不是什么好事情。西安是我生长的城市，我对西安在新闻中的种种丑态深感羞耻。最近西安又有两件事闯入了全国人民的视野，一是游客在去临潼兵马俑旅游的途中遭遇多重骗局，二是西工大附中学生向碑林区教育局举报学校在重污染天气Ι级应急响应的情况下违规上课反遭报复。

在我看来，前一个问题比较好规避，稍有经验的旅行者总能通过查询攻略识破掉这些骗局。而后一个问题，既可悲又可笑，监管部门和被监管者联合起来对付举报人，为政无信，为师无德，此为可悲；而在陕西省教育部门的回应里和随后新华社刊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满纸文过饰非的荒唐言，稍有常识和逻辑的人都不难一眼看穿，这样的文字居然还是冠冕堂皇的发了出来，意图平息舆论，此为可笑。

实际上，我对这件事情里的某些当事人有一些了解。但为了做到相对客观就事论事，我们还是从公开的资料着手，不谈对个人的评价。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事件，首先是西工大附中一名学生在知乎上回答了“让你感到最憋屈的事是什么？”回答原文见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562939 在回答中，这名同学说了这么几个信息：其一，西安某牛逼中学（后证实是西工大附中）在重污染天气Ι级应急响应的的情况下违规上课；其二，他的同班同学向教育局举报西工大附中违规上课，反被教育局将举报时使用的手机号透露给西工大附中；其三，西工大附中通过电话号码倒查，发现该电话号码是举报人用另一同学的身份证办理的；其四，西工大附中要求举报人无限期休学，对出借身份证办理手机号码的同学报以冷眼和斥责。

之后，陕西省教育厅回应了这一事件，新华社也刊发了一篇文章对此事件进行调查。细读官方声明与新华社的报道，疑惑甚多。

陕西省教育厅于1月10日在其官方微博及微信公众号同步发表了题为《私自将投诉号码转给学校 碑林区教育局严肃处理涉事干部》的官方回应，原文请见 http://mp.weixin.qq.com/s/ML7RLDOLH22b2JJksCxGQA 以下摘引原文逐条分析。

“据碑林区教育局调查，1月3日起西安市启动重污染天气Ι级应急响应后，要求学校停课。期间，西北工业大学附中学生在家自学时问题积累较多，确有部分学生到校，请任课老师解答问题，碑林区教育局接到投诉后，已经督促学校让学生离校回家。”

是部分学生到校，还是正常上课，目前没有看到官方回应，就不做评论了。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西安市几所名校以往的高三上课、补课情况，自行判断。

“当该区教育局干部吴某再次接到电话投诉西北工业大学附中还在补课时，认为学校已落实停课要求，可能是个别培训机构恶意投诉，私自将投诉电话号码转给西北工业大学附中学籍管理员”

这部分疑惑尤其多。首先，碑林区教育局干部吴某何以会将举报电话判定为“个别培训机构”恶意投诉。众所周知，西工大附中近十五年以来都是陕西省第一牛逼的高中，以培训机构的实力根本不足以与其竞争。相反，哪家培训机构如果能请到西工大附中的老师授课或借用西工大附中的名义，就相当于挂了金字招牌，必定财源广进。那么请问，培训机构投诉西工大附中的动机从何而来？如果说是西安市其他中学投诉西工大附中，那从逻辑上还存在可能性。但要说培训机构，不要说恶意投诉，恐怕连正当投诉也不会。那么吴某做出这种判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其次，碑林区教育局为什么将投诉电话号码转给西工大附中。如果碑林区教育局认为西工大附中落实了停课要求，那么对这种投诉完全不必理会。如果碑林区教育局对西工大附中是否落实了停课要求存疑，可以亲自派员核查。不论如何，碑林区将举报者的电话号码提供给西工大附中都没有丝毫的必要性。不仅从逻辑上没有这种必要，而且作为西工大附中的教育行政管理监督机构，碑林区教育局更不能向被监督人泄露举报人信息，这是对现代政府基本运行原则的 公然违背，辜负了举报人的信任，极大的挫伤了政府公信力。那么，碑林区教育局到底为什么要把举报人的电话给西工大附中呢？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由于学校相关人员处理方式方法不当，引起广泛关注。”

西工大附中究竟以何种不当方式处理了学生，官方通报里没有说。但对知乎回答里提到的对举报人无限期停学、对出借身份证办手机卡的同学冷眼申斥的说法，也没有否认。

“鉴于吴某违反工作流程，工作不够严谨，造成了一定社会影响，经2017年1月9日碑林区教育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1.给予当事人吴某通报批评，并写出深刻检查。

2.给予吴某所在科室科长邓某批评教育，并写出深刻检查。

3.给予区教育局分管领导郑某诫勉谈话。”

对一起监管部门与被监管者串通起来对付举报人的事件，这是教育部门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否轻重得宜，请各位读者斟酌。

在陕西省教育厅做出回应的当日晚些时候，新华社手机客户端、新华网发布了由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张斌、蔡馨逸采写的报道《中学生举报学校“顶霾上课”反被揭发为哪般》，原文请见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7-01/10/c_1120284152.htm 仅从题目看，并不能发现这篇文章的奥秘。细读之后，我的疑虑并没有消除，反而增多了。

该文全文采信了前引的陕西省教育厅所发事件说明，在此就不赘述了。除此之外，该文的记者还采访了西工大附中有关人士，对事件进行了更多的说明。以下逐条分析之。

记者９日来到涉事学校，一位张姓副校长告诉记者，高三年级面临高考，停课期间，家长纷纷打电话表示孩子在家学习无法保证效果。从１月４日起，陆续有学生主动到校，请任课老师进行辅导答疑，不存在“违规补课”情况，并且也于５日上午在辖区教育局的监管下立即停止了该行为。

首先我要对张副校长表示同情，据我所知，他只是协管教学的副校长，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另有其人。由教学工作的协管校长而非主管校长来回应这个问题，显得有些奇怪。

张校长的回应基本重复了教育厅的陈述，承认有学生到校答疑，但不承认正常上课。并且还加上了“家长纷纷打电话表示”这一情节，以示学校并非主动为之，而是顺应家长要求。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对这个问题保持怀疑，但不做评论。还是那句话，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西安市几所名校以往的高三上课、补课情况。

针对“网传的两个电话号码”，张副校长告诉记者，４日上午，教务处工作人员确实接到电话，对方称有学生举报学校违规上课，并提供了两个手机号码。随后，教务处工作人员未能从班级群里调查到举报人身份，后通过附近一家话费缴存处得到举报人信息，其中一位为该学校学生。

1862开头 为联通号码

校方承认了获取举报电话号码的事实，这很关键，我认为这是本事件的核心之一：监管者违法向被监管者透露举报人的信息。同时，该段文字还透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哪怕是学校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执法权力的机构，也可以从话费缴存处获取一个电话号码的实名制身份信息。我认为这是本事件的核心之二：电信运营商或其代理人没有尽到保护公民隐私的义务。这两个核心问题确定了，整个问题的性质也就很清晰了。

正当我要钦佩这篇报道的记者抓住问题核心的能力的时候，记者笔锋一转，一系列大跌眼镜随之而来。

张副校长坦承，学校“查询学生信息”的出发点在于敦促学生认真学习，并未有其他动机。“但事后想来，我们做法确实欠妥，接受公众监督和批评。”张副校长说。

针对网帖中所指出的“休学、劝退”等行为，记者随后采访到两名涉事学生。一名学生告诉记者：“老师只是对我进行了批评教育，网上说法并不准确。”另一名学生也表示，他并未被停课或者退学。

如果校方的出发点仅在于敦促学生认真学习，为什么要追查电话号码的机主？学校完全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例如可以布置班主任向学生群发短信，解释学校的苦心等等。不论如何，完全没有必要通过电话号码倒查举报者并当面批评教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至于学生的表态，我只能说呵呵。离高考仅剩半年时间，不要说学校采取什么正式的处罚手段，哪怕是持续性的报以冷眼，都会对学生的高考发挥产生巨大影响。就这种意义而言，学校和学生在这场关于雾霾天上课的博弈中地位是极为不对等的，学生处于极大的劣势。之所以学生敢于举报，唯一的原因就是学生在暗处，并且相信教育部门会为自己的身份保密。现在既然身份已经暴露，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学生此时会说什么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种情况下，学生所说即使不是假的，也至少是不值得采信的，因为正常人都能明白学生此时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基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发言。唯独新华社的记者好像不知道这一点，采信了学生在这种情况下的发言，写进了报道。

接下来，这篇报道就不可救药的“歪楼”了。前面已经指出，这一事件的核心显然在于监管者违法向被监管者透露举报人的信息、电信运营商或其代理人没有尽到保护公民隐私的义务这两个问题。而新华社这篇文章却在不咸不淡的泛泛而谈了几句“对待举报方式欠妥”、“应保护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和隐私权”之后，大谈特谈雾霾天停课对高三毕业班教学造成的影响。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工大附中令人疑窦丛生的官方回应不仅没有被追问，反而被全部采信，构成了这篇报道的事实基础。这篇报道剩余的部分我就不再转引了，实在不足观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复制上面的链接自行阅读。新华社号称“国社”，一贯有很高的专业水平，不乏职业素养顶尖的记者。如今，新华社聘用这样的记者，发出这样的稿子，是糟蹋自己的声誉。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除了以文字的形式提出我的疑惑外，并没有办法来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当教育部门与学校串通，媒体记者装傻的时候，我只能站在一边看，看这一场现代版的皇帝新衣式的游街。雾霾虽大，但终究掩不住你们的赤身裸体。

这真是一场毫无逻辑、操守和法制意识的盛大裸奔。

（摘自：浮一大白）